来到绍兴，有一个景点必游，它就是号称“越国敦煌”的新昌大佛寺。这里是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之一）。
说到“佛教中国化”，咱们就得唠唠这新昌大佛“三生三世”的传奇故事。
寺中有一座1600年历史的“江南第一大佛”，是早期的佛教石窟造像，也是“南方仅存的伟迹”，花了整整30年才塑造成功，历经三代和尚。
第一代和尚僧护，受仙髻岩上的佛光之“点播”，将雕刻大佛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谁知天不假年，花了十年才刻了个佛头（面部轮廓）。临终之前他心有不甘地许愿道：希望来世再造此佛。
佛家相信，人在死后灵魂会重新注入到新的肉身中，再续前缘。如果“续”不上，那就再来一回，还来一回……一回又一回如此循环，直到求得正“果”。于是，在有关“江南第一大佛”的传说中，这三代造佛的和尚是同一个人“投胎转世”来的。
那么，他“投胎”到了哪儿呢？
第三代主持大佛工事的和尚叫僧佑，这位就厉害了。他不仅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高僧、佛学家，还是一个雕刻家。507年，他接受梁王的邀请，带着皇室财力的支持，再次启动造佛工事。
于是当地人说：“20年过去了，僧护回来了”。
这事儿惊动了天神，上天也为僧人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就派了天兵来协助他。有了“神仙”的参与，工作效率就高了。当初僧护花十年只刻了个4米多高的佛脸，而僧佑花10年刻完了15米高的佛身（还有底座）。公元516年，大佛最终在僧佑的主理之下完工。
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
后来，这1000个“天兵”就在新昌大佛寺安了家，化身为佛寺西侧悬崖石窟里的千佛岩造像。所以千佛院里的千余尊佛像，几乎与新昌大佛同时代落成……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天神助力？佛教中……有“天神”这一说吗？
没有。
佛法提倡“众生平等”，除“人”和“佛”两概念外，没有“神仙”一说，且人佛不分高下，因为“人人皆可成佛”。而“神仙”嘛，那是中国道教传说中的人物体系呀。
所以你看，这“三代圣迹”乃是典型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中式”佛教传说故事。
新昌大佛寺，历经1600多年，佛在这里变了“味儿”。带着满满的中国精神，带着坚定不移的核心价值观，水滴石穿，屡败屡战，皇天不负有心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教是一种对本土文化的精致提炼，它不仅不唯心，还是为“唯物主义”服务的。而新昌大佛寺中的大佛，是“佛教中国化演进的直接参与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价值”。
如此，“佛教中国化”就变得好理解了：古印度佛教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播的过程中，其表象和内容渐渐地都变了“味儿”，拥有了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事实上，佛教从古印度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哪怕小小的国家都演变和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当地特色。就像重庆火锅店开到BJ，北方人碗里的蘸料不再是香油，而是芝麻酱。东方人对未知力量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拜，喜欢研究些带有玄学色彩的东西。就拿这新昌大佛寺来说吧：
你会发现，这一座江南园林式寺院，其风景不仅带有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化自然观，还将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观念都融入了宗教的智慧中，就像一本厚厚的书籍，阅览得很快，但思考的时间很长。
假如新昌大佛寺的第一任方丈昙光禅师穿越2000年“轮回”到了现世，那么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一番景象，佛还是佛，但“教”已不再是那个教了吧。
当然，新昌大佛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印迹和功绩还远远不止这些。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现存的文字记录也未必准确。
有一种说法是，佛教的传教士在秦朝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但是被秦始皇当异族“坏分子”给灭掉了（这事儿嬴政绝对做得出来）。到了汉朝的时候，有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中见有金佛闪现，并绕来绕去地围着自己魔力转圈圈，于是“佛”这个字第一次被记入中国的古籍。后人也就普遍认为，汉朝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起点。
我们来看佛教和旅游相关的这一部分：
早期中国和西域文化的传播融合，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修行者的力量。古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苦行者们就已经（作为传教师傅）在满世界奔波了（估摸着其中就有被秦始皇“咔嚓”了的那一波）。不过那会儿没有什么高级的交通工具，日子过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一个事儿从西到东再到西，眼一闭一睁，100年，没了。
到了一世纪、二世纪，行走在路上的人，除了商旅、使者，再就是多了好些个云游的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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