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的奇妙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经验分析和专业判断往往都不一定正确，而出自科学的概率论也不一定好使。
就在等待高院对三叔案子的复核期间，日子越临近隆冬，世间却日益万象更新起来。
一个月后，高院没有传来任何关于案子的消息。
两个月后，三叔案子的最终判决依然没有下达。
1978年12月，载入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如一夜春风吹拂大地，世间百业如雨后春笋般复苏了，各个领域的拔乱反正也全面展开。
时间就在这全新气象中匆匆流逝，直到六个月后，我再次来到第一监狱。
这是1979年一个盛夏的午后，炎阳高照让人们充分感受到太阳的热度，却没了往年那种毫无来由的狂热失控情绪！
而这一次我带来的，却是一份高院关于三叔案件的全新裁定。
裁定书上表明，三叔的案子基于两个原因，将发回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一个原因是，整个案子只有人证和嫌疑人自己的口供，却没有充分的物证，也没有查找了该名失踪婴儿的任何身份信息和尸骨。
也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抛到江心的，是一个无生命布偶也符合逻辑。
另一个原因是，三叔年轻时的那一场经历，曾让他在国内权威医学科研机构里，被诊治了长达两年之久，后经查证确有初步诊断为臆症的病历记录。
按照现代的医学解释，该病症的确是属于精神病的早期症状。虽然不能证明三叔在犯案时是否发病，但鉴于第一条的情形，这一条已经不重要了。
新形势下，中国的刑事司法判定不再以唯政治化为准绳，而是更加注重证据链的完整。
于是三叔的案子如拔开云雾一般，终于以证据不足，被暂免于起诉，三叔终于有机会走出监狱了。
但三叔所涉及的案件，却做为疑案并未予撤销，一旦有刑侦方面的补充证据，案件仍然会被追诉。
三叔虽然被免于起诉，但鉴于案件的恶劣社会影响，三叔仍然要被送进市属精神病院，以接受强制治疗。
而三叔所涉及的案件，被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这对公安机关来，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在拔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公安机关累积的案件何止成千上万，更何况在那个年代，DNA鉴定、测谎，还有更先进的精神鉴定等手段，在司法判决中都还没有引入国内或者采用。
于是万般头痛的刑侦部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侦查以后，让这桩曾经轰动一时刑事案，成了束之高阁的悬案。虽然并未撤销，但也基本上处于中止状态。
※※※※※※
在第一监狱的探视室，我在时隔大半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了三叔。
这一次的三叔，并没有戴着脚镣手铐，我们之间也没有了铁栅栏，只有一张普通的桌子。
“木头，你相信了吗？”
三叔坐在我的对面，第一句话就这样问道。
我没有回答三叔的问话，平复了一下心情才道：
“三叔，你没事了，我来接你出狱！”
我把一份红头文件，推到了三叔面前。
三叔对着面前的文件看了两眼，看完之后脸色却依然如常，不悲不喜。
“我们先出去，然后，我送你去市第四医院！”
这一次，三叔终于又了一句：
“木头，你应该相信的！”
我没有回答三叔的话，也没有再对三叔关于神的论调进行深究，而是平静地为三叔办理着出狱的手续。
三叔也不再话了，而是安静地在旁边等待着，需要三叔签字或者按手印的时候，三叔也很顺从，老老实实地办妥了所有手续。
出邻一监狱的大门，我打开了专门派来的检察院专车，让三叔坐在了后座。
而我则上了副驾驶的位置，与司机刘师傅打了一声招呼，车子启动向地处市区另一个方向的第四医院驶去。
第四医院是一家精神病院，我想三叔也听过，但三叔依然表现得很十分平静。
一路上，我没有再话，三叔也没有话！
三个时后，在市第四医院大门外，当我看着三叔被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把三叔接走，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可虽然已经放下，心却不见轻松，反而有些沉重了起来。
我亲手办理了三叔的案子，虽然被免于起诉，三叔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对信仰的东西有了一丝怀疑，也对自己是否适合检察工作，不再那么坚定。
几个月后，经过艰难的决定，我离开了检察工作的战线，转而做起了文职，又在后来的很多年中，转行做起了专职记者。
※※※※※※
1979年的时光在百业待兴中匆匆流走。这一年的沱江很是平静，波澜不兴。
在这期间，常回家乡看看的我，去了好几次三叔曾经“犯案”的葫芦坝江湾。
我脚下驻足的黑色巨崖就是在这一带有着美丽传然石墩——风（封）鼓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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