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研究中国家具的人是个美国人，我们现在以他出书为准，1971年美国人安思远写了一本大书叫《中国家具》，里头也是有丰富的图片和他对中国家具的见解。
第三个研究中国家具着书的人是王世襄先生。1985年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出版，是大大的推动了家具的收藏，也推动了我们对家具的一个认知。这本书的普及程度远远的高于以上两本。王世襄先生这个书写的非常早，出版的比较晚。
那么由于这些书写的比较早，艾克先生的书是60多年前写的。最晚的一本也距今20多年了。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过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纵向的，我们过去的学者研究某一个领域都是在他单独这个领域里纵向研究，从古到今。我们今天由于信息业的发达，在研究当中，更多的注意是横向的研究。比如我们说晚明时期它的家具跟它的瓷器，它的铜器，它的漆器，它的景泰蓝，它的所有的工艺品之间的横向联系，这是今天的很多学者关注的，但在过去的研究中是不关注这些现象的。所以过去的书以及结论都比较单一，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乃至出现错误。
早期的书大量的家具的定的年代都偏早。我们有的书上把家具，硬木家具，黄花梨家具、紫檀家具定为明中期，明早期，乃至元代。我们今天有证据证明那个时期是没有这样的家具的。在明代嘉靖以前所有的能够证明确切年代的家具都是漆器，带有确切纪年款，比如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非常明确。
有几点限制，第一是工具的限制，中国所有的木工工具中，平木工具刨子出现的最晚，这跟欧洲完的不一样，我们刨子是16世纪才出现的，没有证据证明16世纪以前中国人使用过刨子，没有刨子就没法平木，木头不能把它刮平。过去为什么使用漆器呢，是因为木头不平，要披麻挂灰，找平，打腻子，化妆，打底色，粉饼吧，打点粉，把不平的地方遮掩。因为刨子的出现导致硬木家具迅速的占领市场。第二个原因是隆庆开关，我们讲过，在隆庆元年，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我们当时的走私跟海外的贸易增多，迫于压力，政府有限度地打开了海关，所以海上的运输，使大量的优良木材进入中国。
这两个原因使中国的明式家具，名贵的黄花梨、紫檀家具，鸡翅木家具，乌木家具，在明代的晚期尤其是万历到崇祯年间风靡江南地区，书上有大量的记载。比如嘉靖年间范濂《云间据目抄》一书中载“细木家具如书桌、禅椅之类，予少时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隆万以来“，就是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他说的相思木就是紫檀。
范濂说我小时候，看不到这些，都是隆庆万历以来才开始出现的，这个记载非常明确。那么我们过去的这个判断就有偏差，我们都是从感情上判断，希望我们的家具更早的就出现，可惜不幸的是没有出现。万历时期，中国名贵家具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诸多因素造成的。所以我们晚明时期最重要的着作《天工开物》、《鲁班经匠家镜》这样的书的记载的刨子都是非常明确的，可这些书都是万历以后才出版的，明中叶以前中国人做不了硬木家具。
西方的木工工具发明比我们早。刨子很早古罗马就有了。这个是我们跟西方工具差距最大的一种工具。我们的框架锯，宋代就有了。《清明上河图》，有图像资料，可以看到有一把锯戳在那儿，看得清清楚楚，但没有刨子，这是我们过去研究中忽略的一个章节，所以就不知道这条界限划在哪儿。我觉得刨子是中国硬木家具的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
史书上还有一段记载特别有意思，就是中国的明代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天启皇帝酷爱木工，这个皇帝喜欢做木工活，不理朝政。我们都知道晚明的时候嘉靖，万历两个皇上不爱上朝，这个在史书上记载都是说晚明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中国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政事无望的时候趋向于对生活的一个追求。所以就追求生活中的奢华。这是有政治原因的，我不再追求政治理想了，我追求的是生活的一个理想。
所以晚明的生活比我们过去书上讲的要好很多，我们有很多优良的文物，有很多优质文物都是晚明时期出现的。它决不是孤立。那么天启皇帝不上朝，做木工活，做完木工活以后，让太监们拿到小市场卖去，让他们拿到市场上去卖。卖完了一个怎么样，说很受欢迎。皇上很有成就感。我想了一下，这可能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木工了吧，是吧？不可能再有比他地位高的木工，他对木工有这极大的乐趣，这个乐趣也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晚明对木器的追求对皇上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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