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王华阳问道：“刘大人掌管吏部，你给朕说说为什么具体的情况？”
刘敬说的情况正是在中国古代皇权不下乡的事情，王华阳在历史书上学习过，在古代中国，一个村子可能就是一个家族，一个乡是几个家族组成的，而一个县是由无数个家族形成的，古代封建王朝要想管理一个县，只能依靠一些大家族，朝廷委派的县令，也只是管理府衙所在地，偏远的山村都是看着家族家规在管理，朝廷的政令往往只能传达到县城，在往下传达，往往没有大的效果。有些大的家族有几千人，地方官员根本不敢管理，还得依仗这些地主豪强来管理，正以为如此，朝廷在一个县城委派的人员往往只有几人，甚至只有县令是拿朝廷俸禄的，其他的人员则都是让当地的豪强大族来担任，这些人自然不在朝廷发放俸禄的名单之列，比如阳谷县令聘请武松做都头，按照大宋律法，犯过罪的人是不能进入官僚系统的，但是武松的这个都头确实阳谷县令自己聘任的，完全不用向朝廷打报告，更不用资格审核，而武松的俸禄不是朝廷发放的，是阳谷县令在正税以外征收的杂税，然后雇用当地的人做县衙的衙役，这也是中国古代吃财政饭的人少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吃着皇粮，但是皇粮不是朝廷发的，而是地方上自己筹措的。
然而地主士绅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朝廷的税率是三十税一，到了地主士绅这里变成了十税三，增加了十倍，在灾荒年景，一些地方发生了灾害，地主士绅又希望朝廷拿出银两赈济灾民，如果朝廷不能有效的赈济灾民，往往会激起民变。
百姓并不知道他们所交的赋税百分之九十被地方留用，只有十分之一送到了朝廷手里，一旦朝廷赈灾不力，灾民就会举起抗议的大旗，而别有用心的地主豪强往往会利用灾民的无知，将矛头引向朝廷。
灾民暴乱打的旗号是反朝廷，朝廷自然是派出士兵剿灭乱民暴乱，而始作俑者地主士绅在战后不仅不会得到处罚，反而会因为维持地方稳定而受到朝廷的嘉奖。
吏部尚书刘敬说道：“皇上，您常年住在皇宫里，可能不知道乡里的情况，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如果要想治理好，朝廷派人的话可能需要十个人，并且还不一定能处理好，而如果让大家族的族长管理的话，一个人就够了，比如说征税，如果要朝廷派出征税人员，一个村就得需要一个收税人员，大宋六万个村子，就得需要六万个收税员，按照现在俸禄的最低标准，一个人一个月一两银子，一个人一年就得十二两银子，那么仅收税员一年就得需要七十二万两银子，户部现在一年的税赋总额才六百万两，仅一个收税员就要占去十分之一，朝廷如果在村一级设立收税员，那么是不是还应该给村长发放俸禄，还的需要七十二万两银子，如果地方上所有为朝廷办事的人员都吃皇粮，那么吃皇粮的人将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朝廷根本负担不起，大宋现在的管理体制正是严重的隋唐两朝的管理体制，只在县一级设立朝廷派出机构，按照朝廷典制，设立县长一名，其余人员三十六名，有县长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自行招募人员，而自行招募的人员所用的费用由县长自行筹措，这样的话，朝廷赋税供养的人口将大大降低，而县长雇用的人员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他们管理起当地来更加顺手，也更加顺利，如果由朝廷派驻人员管理各乡各村的事务，在到处都是家族和人情世故的社会，朝廷人员根本无从下手，最后还得仰仗地主士绅来处理，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让他们管理，朝廷还不用给地主士绅发放俸禄。”
文天祥补充说道：“在隋唐之前，中原王朝也曾经将皇权深入到村里，那就是秦朝，秦朝自商鞅变法后，将村长、里长、亭长纳入朝廷官僚体系，村长负责村民的四季劳作、官府赋税，军队征兵、府衙徭役，村长事无巨细的管理者自己村子的人，但是那是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之前，秦国只有五百万百姓，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可以快速的执行朝廷的政令，但是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秦朝管理的疆域扩大，这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得朝廷的管理机构满负荷运转，使得人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最终酿成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叛乱。后世的汉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开始慢慢的将皇权收回到县级，县级以下就让地主和士绅来管理，发展了一千年，慢慢的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皇权不下县的局面，皇权不下县，但是并不意味着乡村不受朝廷管理，而是朝廷将乡村的管理权委托给了地主和士绅，中原王朝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就是皇权与地主士绅共治的局面。这种局面已经延续了一千年，皇上现在要在地上上委任官员管理乡村，等于就是夺了地主士绅的权利，地主士绅在当地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朝廷很难维持在各地的统治，皇上的军政分离臣是赞成的，但是皇权下乡臣持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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