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不爽的感觉，叫“狗咬尿泡空欢喜”。
从王局长那里倒腾来的书也没发现什么初版书，更没发现什么名家签名本，挣的钱稀松平常，最值钱的还就是小胖子拿的那个毛主席像章。后来才知道，王局长的小儿子是出版局资深处长，比我还懂行，早就把值钱的挑走了。
这几年主席像章一直比较热，当然了，跟其他古玩一样，在喜欢的人眼里价值连城，在不喜欢的人眼里就是一块瓷片、一块铁片。直径超过18厘米的搪瓷毛主席像章一出现，总能引发骚动。这种被称为“大葵花”的珍品，正面釉色如凝固的鲜血，金丝掐边的红太阳纹在暗处仍泛着幽光。1970年北京珐琅厂特制的“忠字章”，光模具就报废了七套——老师傅用景泰蓝工艺将铜胎反复煅烧，最终烧制成型时，章体足有1.2公斤重，嵌着当年刮板时留下的珐琅粉末。某次拍卖会上，一枚镶嵌着32颗青海玉珠的铝制像章引发激烈角逐，当锤声落定在58万元时，白发藏家颤抖着掏出放大镜：章面上“武汉二七机车厂革委会”的落款边缘，还粘着半个世纪前工人佩戴时蹭上的黑色机油渍。
最传奇的当属1971年上海制作的“海上朝阳”像章，铝板冲压的浪花纹里藏着机关——倾斜45度对着光源。这种运用激光蚀刻技术的试验品当年仅生产了23枚，如今存世的3枚中，有枚被海外藏家锁在恒温保险柜里，章体氧化形成的铜绿在放大镜下，竟勾勒出类似中国地图的斑痕。而河北某村落老宅墙洞中，曾挖出用油布包裹的搪瓷像章，直径足有脸盆大小，背面焊接的三棱钢刺还带着锈迹，这原是文革武斗时某派系焊在卡车上的“移动忠字碑”，如今断裂的钢刺上仍能检测出当年喷洒传单用的油墨成分。当阳光斜射在这些金属与珐琅构筑的历史碎片上，折射出的不仅是红色年代的狂热光影，更是一代人用青春与信仰浇筑的时光琥珀。
很可惜，虽然小胖子发现的这枚主席像章个头不小，但还谈不上“大葵花”级别。
因为没捞到很大好处，我还打电话埋怨了关景莲，关景莲取笑我说又没跟我要钱，白送的挣点就行了。她这样一说，我还真没了脾气。不过发小就是发小，她说她们单位下属的几个库房有点好东西，周末让我带好家伙事儿去“捡宝”。
关景莲是区供销社的科长，她说以前供销社也卖书，后来基层供销社都黄了，一些库存货品都一股脑集中到几个仓库，后来认识更迭，都快把他们忘了。现在知道我鼓捣点旧玩意，就给我联系了一下，让我和仓库负责人老张直接联系。
靠着对人民币孜孜不倦的热情，我的执行力也高涨，麻溜地电话联系了仓库负责人老张。
一听老张讲话，感觉这个人虎虎生威，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八十年代初转业的连级军官，问他为啥从一个军官成了管仓库的，老张黯然说道，“那时候供销社可是好单位啊！公检法都没人愿意去，都抢着去供销社，谁寻思供销社黄的那么快！”
我心里暗道，“选择大于努力，你没选择好，做了‘库头’，好好看仓库吧！”嘴上说道，“供销社那时候可厉害啊，营业员威风八面，我去东西可没少受气。”
老张尴尬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了，领着我到了已经显得十分破败的院子，说道，“这原来是城关供销社，后来改成了仓库，咱们区下面十多个乡镇供销社的物资都储存在这里了。”又笑了笑说，“搞不好还有八十年代的饼干呢！”
又陪这个老哥们聊了一会各自的情况，才知道他的表弟是我们院的罗志恒。罗志恒前年因为盗窃被抓了起来，现在还在郊区监狱蹲班，拉近了我和老张的关系。老张说兄弟，反正这些东西的入库单早就不知道去哪了，你随便拿吧，临了咱们再核算价钱。
像我这种浸染于古都大辫子、裹脚布风气里的少壮守旧派，见了蒙着灰的旧玩意就跟看唐伯虎的《春宫图》那么兴奋，光闻闻这股子霉味，都觉得浑身得劲。
老张这时候也识趣，自己找了个树荫坐下，自由自在抽着烟的样子，赛过神仙。
过了一会，老张凑过来看我挑三拣四，我兴奋地拿着个茶壶给他看，说幸好你们供销社仓库制度完善，留下这么多宝贝。
老张不解地问，“一个破茶壶有啥好的？我上班那会，新的都不值钱，现在旧了难道还值钱了吗？”
“老大哥，您这就不懂了，物以稀为贵啊，那时候这种茶壶多的是，谁稀罕啊，茶壶是消费品，这些年下来用坏了的多了去了，能找个完整的不容易。”我看他挺感兴趣，准备发展他这个下线，就给他介绍起来。
“京城是好地方啊，从来就是富庶之地。以前是计划经济，吃个鸡蛋也有优势！
1958年的寒冬，一列满载东北红松的火车在蒸汽轰鸣中驶入永定门货场。这些从长白山深处砍伐的百年巨木，树皮上还凝结着松脂和冰碴。而在千里之外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老猎人岩温甩开砍刀，带着三百名族人钻进热带雨林。他们用藤条捆扎、牛马拖拽，将三十棵直径超两米的缅甸柚木运出深山——今仍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柚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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