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在江苏这一年也腻味了，首先我感觉自己不适合做那种接触生死太多的活，这倒不是说我不能做太平间或者殓尸房的工作，这种活我没什么意见，搞不好还会觉得自在——有点江湖经验的人都知道，跟活人打交道难，跟死人打交道肯定没那么憋屈——我是不太适合做这种频繁接触从生到死整个过程的工作，比如医生护士这类，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强心脏，其实不是的，我差得还远——所以我得向所有容易接触生死的医务工作者说一句佩服，你要单单就是一个肛肠医院割痔疮或者整形医院拉眼皮的，我佩服你，你好意思接吗？
我以前的感觉里，自从我爷爷去世以后我总觉得对别人的生死没那么在乎了，总觉得那些得癌症的人死了活了的我应该不会太在意，其实也不对，这些人里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我没见过一个得了癌症还满世界使坏的人——最坏的那个就是那位同心圆，说实在的，他最终坏到了自己头上不是吗？所以我一直以为不论好人坏人他们的死跟我没关系，我不会有多么在意，因为这个当初我才毫不在意地接下这份工作——带有赌气的成分，爱死不死的，最痛苦的死亡我见过了，我还怕不相干的人死在我面前吗？怕的，如果只是一个俩个或者十个八个，那是偶然，那是意外，那真无所谓——但是这份工作是持续不断有人死去，后面机灵鬼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哪个客户死掉了我都会冲他发脾气——关我屁事，是我让他死的吗，你干嘛骚巴巴地告诉我？当我怀疑我被这个工作搞得有晦气感觉的时候，正好赶上地震，我当时就决定要辞职了，我再也不想看这么多死亡了——死亡没有什么正义，哪怕是在战场上也没有，它只是一种必然的晦气的万事万物的终结形式，不论别人如何我不愿意盯着它看，没有那个骨气——我没骨气我就承认，然后我就离这种工作远点，我做点向生向阳向好向上的工作吧——而且我不像米娜说的完全就是扒瞎，一点方向没有就把现在的工作扔了，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头绪的——
那时候老侯，也就是我前面说过几次的那个侯总要过来上海参加一个煤炭行业的博览会，你总记得那年年初全国范围内有一场非常辣眼睛的雪灾，那年山西人出了大力气供应南方的煤炭，所以为了协调这方面的关系，防备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很多山西那边的煤老板会跑到南方这边来对接一下长期的业务，老侯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来参加博览会的。
至于我怎么认识的老侯，他当时跟我一个老乡有合作，那个老乡姓张，在我妈隔壁村，跟她差一俩岁的从小就认识，这个姓张的老总妈妈得了癌症，他过来上海玩的时候我送了他五盒神州三号——你们了解查理哥的为人，没有好处的事我是不干的，之所以送他一万块钱的药（哪怕那都是我串货昧下来的赠品，我卖了可就是现金了不是么）就是因为这个老张那时候已经开始发迹，非常有钱，我想寻摸寻摸他这边有没有好的门路我去研究研究。老张火眼金睛，见了我俩次以后就发现我这人狼子野心不是什么好东西，用他原话说‘一旦没人看你你就鹰视狼顾不安好心’，所以他不愿意跟我来往太多——老张教会我一样，那就是，要装你就装全套，别一等旁人看不到你的时候就张牙舞爪，后面我就尽量是装全套了——但是毕竟是同乡，他还是给我介绍了老侯，说老侯过些天要过来上海开博览会，让我以一个同乡的身份去接待接待...
其实没什么需要我接待的，老侯那时候是一个焦煤集团分公司的老总，级别大概就是一个处级干部——其实我对这些一直不太感冒，后面因为写文章实在不懂找发小问了一下才有了个概念，那就是在他们这种分公司真正有级别的人只有老总、副总最多再加上一个书记，其他的人一概都只能算是有编无级——他是个什么干部对我来说不要紧，他能给我办什么事比较要紧。
那时候我是那样想的，就是，我发现靠我自己再怎么折腾都始终是一个泥腿子，你别看神州二号好像能赚点钱，但是政策稍微动一动这玩意就黄了，我需要做一点不跟着政策变化的事情，最好是于人类有益的事情，我看能源行业就不错——你总不能不烧煤不用石油吧，而且因为年初那场大雪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于国于人类都很重要，我做这个貌似就高大上得很多。而且这里还有个私心是，但凡是个山西人，谁家还没几个做能源行业的亲戚呢？你找点门路也会比较容易，不像现在我跑去做医药所有人都帮不上我的忙——那时候我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总觉得哪怕不用，有点人脉关系总比俩眼一抹黑强。最关键的是，我做这个的话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问题，也不需要面对那么多生离死别——这种东西让那些心硬的人去做吧，自然有内心伟大的人和完全没什么良心负担的人比如丑蛤蟆去赚这个缺德钱，我不一定非搞这个不可，将来雷劈下来我起码还能辩驳一句‘我不是及时抽身而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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