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初九，蓄谋已久的安禄山以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名，集结所部兵力十五万人，对外号称二十万，悍然于范阳起兵。
十五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
安禄山执掌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境）、河东（驻太原）、平卢（驻营州，今辽宁朝阳）三节度，驻防范围涵盖今辽东、河北、山西大部，掌控精兵近十九万，十五万人已是他能拿得出手的全部家当。其余兵力则分别交由将领贾循、吕知诲、高秀岩戍守范阳、营州、大同。
十一月初十，天色刚刚破晓，趁夜赶来的各路大军已经在蓟城以南完成集结。安禄山亲临检阅，号令全军：“有敢于首鼠两端、蛊惑人心者，诛灭三族”。随即挥师南下。
安禄山乘坐铁制的车辆居中调度，身经百战、装备精良的步兵、骑兵在各自将领的指挥下，组成行军队形有序前行。但见马蹄声声、铁甲凛凛，鼓角争鸣、烟尘浩荡，激扬千里之外。
盛世下的大唐承平已久，人们过惯了和平日子，几代人未曾见识过战场厮杀。猛然间听闻范阳起兵，无不惊骇莫名。
河北道位于安禄山管区，沿途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各地太守、县令或者大开城门迎接，或者弃城逃匿，或被俘获处死，没有一城一地敢于稍做抵抗。
因河东副使兼太原留守杨光翙是朝廷所派，与自己不是一条心，安禄山提前指派将领何千年、高邀率二十名骑兵，以进献射手为名，乘坐驿车大摇大摆赶赴太原，将出城迎接的杨光翙劫持而去。
起兵当天，太原、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分别派人奏报朝廷，安禄山已反。正与杨贵妃躲在华清宫（距西安三十公里）享乐的玄宗不信，仍然以为是朝中那些与安禄山作对的人在蓄意构陷。
直至十一月十五日，安禄山兵变的第五天，玄宗在各地不断传来的急报中，方才确认安禄山确实反了。
此时此刻，他的内心百味交陈，那个让他认为忠心耿耿的名将，让他亲自为其修建府邸的宠臣，让他视若义子干儿、能带给他快乐的憨胖子，就这么说反就反了！大唐建国一百三十多年，边将起兵作乱还是有史以来第一回！
他在伤心、愤怒、后悔之余，又掺杂着些许焦虑，他很清楚参与叛乱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个个都是刀头舔血的百战精锐，见惯了血雨腥风的虎狼之师，就凭内地这些从未打过仗的摆设，哪里抵挡的住！
有些茫然的玄宗让人召集宰相商议，一眼就看到了面带喜色，得意洋洋的杨国忠。
杨国忠身为宰相，国家有难为什么会是这副德行！还不是自当上宰相那天开起，他就不断唠叨安禄山必反，玄宗一直置若罔闻。这倒不是他杨国忠有多么清醒的头脑，而是出于他与安禄山的不和。
现在安禄山反了，足以证明他杨国忠一心为国的情怀！
看着玄宗略显紧张的表情，杨国忠镇定自若的说：“圣上您无需担忧，造反的只是安禄山一人而已，他手下那些将士肯定都不情愿。估计用不了十天，此贼首级一定送到长安。”
玄宗满脸愁云瞬间消散，众位大臣却是个个相顾失色。平心而论，造反并不可怕，大唐国力丰盛，精兵猛将并不只是安禄山一家，重视起来未必没有转圜的空间。可怕的是时局已经到了这步田地，皇帝与宰相仍然如此糊涂，盲目乐观。
缓过劲来的玄宗开始作出部署，任命特进毕思深前往东都洛阳坐镇，金吾将军程千里赶赴河东，各自招募军队组织防线，将安禄山拦阻于关中以外。
十一月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
封常清此行并非有意而为，纯属年度拜会而已。大概是天意如此吧，偏偏让他赶上了安禄山作乱。
有了这位刚刚击破大勃律的名将，玄宗内心安稳了许多，谦虚的向封常清请教破敌之策。
封常清并未把这次起兵当成多么严重的事件，这源于他对大唐国力、以及对自己指挥能力的无比信任。
于是，他信誓旦旦的向玄宗保证：“如今太平日子过的久了，人们乍一见到兵戈，难免心生恐惧。然而事有对错之分，安贼逆天行事，必定不会长久。臣请急赴东都，大开府库，招募骁勇，挥舞马鞭渡过黄河，斩安贼首级进献圣上！”
如果说杨国忠的话只是让玄宗稍解愁怀，那么封常清的这番许诺则让他像吃了安心丸般彻底放松下来，笑容重新回到玄宗脸上。
龙颜大悦的玄宗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当天赶到洛阳，扯起招兵大旗，不到十天，就有六万多人报名。有了兵的封常清信心倍增，让人斩断河阳桥（今河南孟津），静候叛军来临。
十一月十九日，安禄山在博陵（河北定州境）稍做停留。处死了被何千年劫持而来的杨光翙，派义子安忠志率精兵驻防土门（今河北井径），又委任张献诚代理博陵太守。张献诚出自将门，父亲是安禄山的老领导兼义父张守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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