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河北邢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没落官僚出身，远祖宋弁曾做出北魏吏部尚书。
他自小天资聪颖又学习刻苦，年仅十七岁就进士及第，成为大唐官员。历任县尉、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等职。任内执法刚正，不畏权贵，受到武则天赏识，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中宗时期，他已步入领导岗位，曾担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要职。因与权臣武三思不和，外调为州刺史。
睿宗李旦上任，他从洛州长史任上与姚崇一同回朝出任宰相，把朝政打理的井然有序。又因拒不攀附太平公主一党，再次外调为刺史。
此后辗转多地任职，直至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才又重新担任宰相。
多舛的仕途不仅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反倒历练了他的施政能力，让他见识了民间的苦乐悲欢。
与出身兵部、机变百出、断事如流的姚崇相比，宋璟长期就职于御史台，专司弹劾检举，又曾以一把手身份在多地主政，养成了守法持正、善于用人，按规矩、按程序办事的行为习惯。
像他这样的人，如果继续放到昏君当道、奸佞横行的年代，必然会成为打压排挤的对象，所幸他遇到了一心求治的唐玄宗。
执政早期的唐玄宗，除了带兵打仗无法与曾祖李世民相比，其他方面都不遑多让。继任四年多，他重用姚崇，抑制权贵，修明吏治，整肃军队，一扫中宗、睿宗以来的颓势，无论内政亦或外交，都呈现一派盎然景象。
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年过半百的宋璟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一展抱负！
【01】功劳都是领导的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带领群臣巡幸东都洛阳。大唐设有长安、洛阳两座都城，为减轻民众负担，君臣会定期在东、西两都之间轮流居住、办公。
途经函谷关时，玄宗因道路险峻难行且没有整修利落，把河南尹及负责出行保障的知顿使抓了起来，想要撤掉他们。
宋璟劝玄宗：“陛下如果因为这点事怪罪二人，那么将来不管您走到哪里，地方官员因担心受到责罚，都会奴役民众修桥铺路。此风一开，恐怕天下百姓再也没有安逸之时了。”
玄宗稍一琢磨，感觉在理，当即就要释放他们。宋璟赶忙劝阻：“陛下您因臣的一句话就赦免他们，他们会把恩德记在臣的身上。请将他们交付朝堂审议，然后再正式下令赦免。”
宋璟这一做法，既反映了他的人品境界，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许多在官场混了很久的人就是参悟不透这一点，总认为领导采纳了自己意见，功劳就是自己的，从而到处显摆炫耀。殊不知你的意见再好，如果领导不听也只能沦为空谈。
过分拔高自己去与领导抢功，无异自毁前途！长此以往，领导还能信任你吗！
【02】推行公开奏事
贞观年间，政风质朴，朝政公开透明。
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有事向皇帝奏报，朝廷都会安排谏官、史官随行旁听，以便及时匡正过失、记录言行；其他各部官员奏事，均在朝堂公开陈述；就连御史弹劾官员，也需头戴獬豸冠，当众宣读弹劾文书。
这样的做法，使得高官权贵无法单独与皇上密议，小官近臣也没机会私下里进献谗言。
高宗晚期，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宰相许敬宗、李义府主管朝政。两人品行不端，所想所做竟是些如何构陷他人的阴谋诡计。这些事情见不得光，自然不能在朝堂上公开禀明。于是，密报私议逐渐取代了公开奏事。
在两人影响带动下，百官纷纷仿效。奏事时，往往先请求把左右大臣屏退，前行到皇帝御座前秘密进言。谏官、御史远远站在下面，根本听不清他们商谈的是什么！
武后继位初期，用严刑酷法治理臣下，大力倡导和鼓励告密。谏官、御史弹劾官员，根本用不着搜集罪证，仅凭风闻即可举报。所告属实，升官；不属实，也绝不追究。御史与群臣还可互相检举，搞的朝堂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易讲话，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宋璟一心恢复贞观年间的公开奏事制度，在经过近一年准备，并征得玄宗同意后，他给百官立下规矩：“从今天起，除非所奏事务涉及皇室隐私或是重大机密军情，其他政务均应在朝堂公开陈述，史官按贞观年间做法如实记录存档。”
政务公开与否，是政体是否先进、政治是否清明的重要象征。既然为国为民，既然至公无私，又有什么不能公开谈论的！少数几个人神神秘秘、鼓鼓捣捣的私下运作，无非是想避开公众视野，谋取个人私利。
【03】狠刹阿谀奉承之风
宋璟曾做过广州都督，在当地名声不错。他走后，当地一些官员和民众出于尊重为他立遗爱碑。这是当时百姓对官员施政行为的一种肯定，与清朝的万民伞、现代的表扬信相类似。
但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博取名声，引起朝廷关注，暗中唆使所属民众为自己立碑，好事变成了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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