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南宋早期的起义、叛乱、兵变，影响最大的当属“钟相、杨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钟相领导，时间较短，仅有两个月，后期是杨幺领导，长达五年之久。“钟相、杨幺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进步口号，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有影响，我们应该比较详细的介绍。
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湖南常德）武陵人钟相聚众起义。钟相无其他才能，善于欺诈，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引诱群众，加入他的“乡社”组织。自号“老爷”或“弥天大圣”，谎称自己有和天联通的本事，能够救人疾患。但凡这类人，都是口才好，能忽悠，有煽动性，加上野心大，擅欺骗，没文化的百姓很容易上当。
钟相经常私下对他的信徒道：“国家法令将人分为高低、贵贱、贫富，这不是良法，如果让我来制定法令，我将'等贵贱、均贫富'。”
武陵方圆几百里的百姓，都认为钟相思想高尚，争相送粮送钱拜谒钟相，称为“拜爷！”前后达二十多年，钟相因此积累巨万家资，期间有官府想将他擒拿法办，钟相都用钱财贿赂得免。
1130年，金人南侵，孔彦舟在湖南率军退入澧州（湖南澧县）。湖南境内人心惶惶。钟相趁此机会，以抵抗孔彦舟为名义，于二月十七日聚众起兵。
钟相在武陵起义，鼎州、澧州、荆南民众相继响应，当时，恰好鼎州没有主官（知州），湖北提刑王彦成率先携家属逃出，知岳州单世卿奔龙阳（湖南汉寿），其他官吏无人具有主持大局的能力，钟相的势力发展迅速。他们打着“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攻破州县、焚官府、烧城市，毁寺观、坏神庙、抢富豪，杀官吏、儒生、僧人、道士、巫医、卜祝以及一切有仇怨的人。
随后，钟相建国号楚，改年号为天载，钟相自称楚王，立长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钟相自称“楚王，设太子，立官属”，一下子拉开了自己和民众的距离，让“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成了幌子和谎言。
他们称起义军为“爷儿”；称朝廷典章制度为“邪法”；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抢劫财产称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一切以拜谒钟相为要事，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府法令的约束。这些主张和行动却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
不久，钟相率军攻陷了澧州，不到一个月，便占据了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阳安、石门、慈利、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宜都、华容、沅陵共十九县。
此时，朝廷在鼎州附近的官军是“时反时叛”的孔彦舟，孔彦舟率部镇压钟相，义军奋力抗击，先期互有胜负。
三月下旬，孔彦舟派多人假装虔诚投靠钟相，称要入法，钟相毫不怀疑，三月二十六日，孔彦舟率军攻钟相水寨，激战中，“入法”的内应突然从寨中杀出，钟相大败。带着妻子儿女逃入山谷，被村人范颜所擒，献给孔彦舟，随后被杀。
钟相牺牲后，杨幺接下了这副担子，他联络起义军的其他首领夏诚、黄佐等，率领其他部众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临湖设寨，继续与官府抗衡。
公元1131年，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军乘车船、海鳅船攻夏诚水寨，在下沚江口（湖南汉寿东北）被义军击败。义军缴获官军车船后，广伐鼎、澧地区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车楼大船，严密设防，陆耕水战，既取得水战优势，又获田蚕补充，实力日益增强。
公元1132年十一月，朝廷命李纲、解潜等领兵讨杨幺，并无成效。
公元1133年四月，杨幺自号“大圣天王”，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正式“称王称霸”。和中国古代很多起义军首领一样，杨幺称王后，迈向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他睡的床，都用黄金打造，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杨幺的逐渐壮大，让赵构骨鲠在喉。公元1133年六月，赵构命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统兵三万五千人，节制水军统制吴全等部万余人，战船数百只，偕统制崔增、吴全、高进趋洞庭湖。
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师与杨么车船水军短兵激战，船小不敌，败退桥口（湖南湘阴西南）。留崔增、吴全等设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处，自率神武前军万余人进鼎州，会合程昌寓部水军，企图两面夹击，包义军饺子，一举歼灭义军。杨幺觉察到王夑企图，将计就计，设疑兵引诱王夑上当。
十一月，王躞、程昌寓率军出下沚江口，水陆并进，逐个围剿义军水寨，所至皆扑空。而下游预伏宋军发现湖面车船，万余人争乘数百只舟船贸然入湖拦截。将至阳武口(湖南岳阳)，义军车船突然回旋，纵横冲撞，官军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沉，崔增、吴全及属下无一生还。义军获阳武口之役大捷后，回师又败王躞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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