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个月时间，绕着广州府城兜兜转转一圈，直至十月二十日，苏圣平方才回到广州府城。
一个月时间下来，广东全省局面已经趋于平静。广东省政事厅已经正式组建完成，监察、审计、司法部门也组建完成。各府政事司框架也搭了起来，已经能够正常施政，个别府监察、审计、司法也开始办公。只有部分边缘县份没有组建政事处，只能暂时实行“军管”，待到各府理顺了管理之后慢慢补充。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十分顺利。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消化官府原有吏员带来的矛盾。
清理消化过程中，府一级的还好，就算原本是贪污、无能之辈，大多在府城有一份家业，被国民军清退后也只能忍着。反倒是那些县衙里的吏员，有不小的麻烦。
这些吏员大都是地头蛇，以前作威作福惯了。一开始，省府两级的官衙刚刚组建，泉州那边调派的人手还没到，各政事司派往县城的官员有限，最初只希望尽可能恢复秩序。
再者，派到县城的官员一般就三五个，带着一个连或两个连的国民军就上任了。维持秩序可以靠国民军，但维持统治可不敢靠这些军士。于是乎，官员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甄别任用原先的吏员。
原先高高在上的吏员往往因为名声不好、常年贪污等原因纷纷落选，反倒是县城的一些读书人、原先不得志的一些吏员入选了。如此一来，那些地头蛇自然不能答应。就想按照以前的老办法，挑动有幸留在县衙的吏员和民众抵抗统治，想给那些县官一点颜色看看。
那些吏员在县城有很大的能量，和当地的一些官绅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想的制造混乱，然后再出来收拾残局，显示自己的能力，让新的县官离不开自己。恰好这个时候开始要征收秋税，民众在这些有心人的挑动下，政事处还没征税呢，就谣言四起，说是国民军要征重税。
此时村官体系还没建立，税赋还得政事处的吏员亲自下去征收。问题就出在征税的过程中，国民军军士没有随行，跟着吏员一起下去的只是一两个捕快，或许是征税的过程中急于在新上司面前表现自己，或者是囿于陋习，有贪污纳贿之举，竟然出现民众抵制交税。而那些捣乱分子也没控制好局面，有两处竟然发生了吏员被打致死事件。
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广州府、沿海府县和实行军管的地方反倒不严重，倒是一些实行正规治理，却又因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地方最为严重。
巡视途中收到奏报，苏圣平立即下令各地采取严厉手段对捣乱分子予以重击，彻查征税过程中违法的吏员。同时安排戏团、思训方面赶往矛盾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宣传，及时解释税赋政策。
这样一来，普通民众方才知道新的官府税赋比以前低了许多，自己也被那些无良的乡绅老爷给骗了，再加上国民军使出了雷霆手段，局面很快就控制下来。
同时，正好利用那些乡绅的罪行，苏圣平指示政事处进行“土改”，征收了那些乡绅的土地后，有偿划分给一些贫农，允许他们分三到五年时间偿还购买土地的债务。
他一直不敢实行激进的“土改”，因为泉州等地的基层对自己很支持，没有尝试的条件，这会正好实验一下这种相对温和的政策，为以后占据更多地方后推广积累经验。
田亩税赋的问题主要出在信息部不对称，被一些利益损失者利用，才发生了冲突，但广州府等地的商税矛盾就不同了。
此前已经说过，福建三府的商税实行定额税的政策。这是充分考虑当前的征税条件制定的一个策略，但这定额税之所以在福建三府能够顺利实行，离不开三府的大小商家某种程度上都是苏圣平的铁杆盟友或者是利益相关者这一事实。广东这边则不然，四海商社、天南商社这种大商社不怕他们偷逃税收，可面广量大的中小商人就有些麻烦了。
携新胜之际，在广东全省征收商税，让所有商人形成纳税习惯，需要官方和民间共同努力。官方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民间方面有四海商社和天南商社做好表率，再加上王少杰、朱强等的宣传攻势，总体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
考虑到现有的征税条件，总结了福建三府和宝岛征收商税的经验，广东商税仍旧采取定额税为主的策略。即四海商社、天南商社这样的大商家，每年定额交税，至于他们能赚多少钱暂且不论。
四海商社的定额是每年十一万两，天南商社则是九万五千两，其他比较大的商家各有定数。当然，也制定了一些例外情况，比如但凡有确切证据表明商社遭受无妄之灾，比如船队遭受海难，经府一级的财政度支和巡查拘捕部门查实，报省政事厅核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减免部分商税。
在采取定额税的同时，也制定了针对中小商铺的征税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小商贩也有定额税，营业额低于三百两的实行免征，三百至五百的每年征收五两，五百至一千的每年征收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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