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理麦回答问题的时候在注意着爸爸蒋祝军、二叔蒋祝民和三叔蒋祝军的脸上变化，如果他们三人脸上有阴时，田理麦就会多说两句，如果有晴时，田理麦便趁机一带而过。因为，三人脸上阴沉着时，就说明田理麦没有说透。三人脸上晴和时，就说明田理麦说的直白，三人都明白。
田理麦继续说道：“他们的这种开发模式，有点像针灸疗法，不大规模的动手术开刀，只需要在几个点上通过扎针就能治好疾病。描摹的手法，不破坏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机理，而是在其生活传统上嵌入一些旅游业态。不搬迁，不扰民，不要跟原住居民对立起来，让原住居民成为经营的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这种模式它好就好尤其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可以将原住居民培养成就业人员。
“保留了原住居民，也就保留了那个地方活的生活传统，这个地方就是活的、可持续的。另外，项目的主导者不是开发商，而是发展商，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项目，去发展项目。例如，前面提到的台北大稻埕，最初是政府委托一个留学海外归来的年轻人，让他负责那个片区的城乡营造，这个年轻人就一直做这件事，从二十多岁一直做到四十岁。整个开发过程没有拆迁，也没有大规模调整，所有改动之处都是一家家去谈，老人不同意就找他儿子谈，儿子不同意就找孙子谈。后来他逐步得到了原住居民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构成了项目良性发展的基础，也就有了今天的台北大稻埕。”
田理麦一口气说了许多。此时爸爸蒋祝军问道：“田理麦，你对东南亚旅游开发知道的不少，那么，我问你，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里面发挥什么作用？”
田理麦见是爸爸蒋祝军问话，其心中的激情更加高涨起来，他看了一眼蒋雯雯后说道：“爸爸，他们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倾向性的引导，从不去指导从业人员。当地的旅游开发，也几乎没有大集团、大企业的参与。例如台湾地区，最普遍的模式是，一个有情怀的精英，十几年如一日的在一个地方，去描摹，去补充，一点一点地呈现当地特色。
“台北大稻埕是这样，另一个很有名的竹山县也是这样。竹山镇的操盘人是一个姓何的医学院学生，因为喜欢摄影发现了竹山县一处的百年老屋，已经四十多年没人住了。何培钧非常喜欢这个老屋，毕业后就盘下来，花了一年时间改造成民宿，名叫天空的院子。之后十几年里，那个何姓学生一边经营民宿，一边在竹山县搞文创，吸引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设，这样也带动了竹山的经济发展。
“爸爸，还有很多也是这个模式，一个精英带动一片，精英引领整体设计，各种水平参差不齐的人跟在后面，往里面填充内容。一个地方一个特色，没有一个项目是把原先的东西拆了重建。”
爸爸蒋祝民又问道：“田理麦，听了你这一席话，我们也很有同感，你对旅游很有一些想法，那么，我们该怎么借鉴他们的这个模式？”
田理麦笑了笑说道：“爸爸，我也就是看了一些书而已，谈不上有什么想法？我还很不够，在建设火龙坪的项目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许多问题是我和雯雯从来没有遇见的，因此，我们两人常常坐下来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相互启发，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我们现在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就是政府除了倾向引导，还深入指导具体工作。还做了详细的规划，在规划中强令今年建多少项目、明年建多少项目。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提的非常好，供给侧改革的本意是做市场需要的产品，市场不需要的，我们不要去做，等出现需求再去做。这其实是一种补充，我说的是我们政府的这种做法不是不好，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现在由政府做的这么多发展规划，就像有个预知未来的神，能预知未来需求一样，这应该需要改进！
“清迈、琅勃拉邦、台湾地区的共同点是，政府高屋建瓴、顶层设计，政府给个高度就够了，具体做多少、怎么做，全部依赖民间，依赖精英的力量。因为，他们认为，做顶层设计的人实际上接触不到具体工作，这里面‘度’的拿捏很微妙，一旦过度，旅游的‘魂’就没了，文化就没了。他们还认为，旅游不能催生，催生就会有投机主义，就会有寡头抢占资源。在他们看来我们大陆很多地方没有古镇造古镇，没有特色造特色，不往真正的文化方向做，是一整套地去复制的‘成功模式’。”
田理麦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说道：“爸爸，我们不能完全去学那种模式，我们有我们的具体情况，他们的有些方法和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在晨溪大寨的民居改民宿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就有其学习借鉴的地方。那民居改造要遵循一栋一个法则，一栋有其特点，在时间上也不要操之过急。不能在一年内就改完，要与当地的乡亲们一起商量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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